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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忠延答四川大学曾绍义教授有关创作的十二个问题

一、你为什么始终坚持着文学创作（创作缘起）？

要说清这个问题，需从两个层面谈起。第一个层面是为什么能走上创作道路？第二个层面是如何能坚持创作到现在？
先说第一个层面。我很赞赏这句话：兴趣是入门的向导。因为我走上创作之路就是从兴趣出发的。不过，兴趣不是先天的，是后天偶然开发的。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，一天夜晚，在汾河东岸当教师的父亲回到家里，问及了我的学习情况，翻阅我的作文本，夸讲我的文章写得不错，我听得很为高兴。时隔不久，便期中考试。这次考试是全公社会考，将我们集中到了金殿中心校。几个学校的学生插花排座，搞得十分严肃。作文题是《记一次秋收劳动》，一看题目，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话：“一阵震耳的钟声响过”，于是，便落笔写下了开头，再写我们紧急集合，排着队去摘棉花。没想到这篇作文会给学校带来了荣誉，成绩揭晓，我的作文分数在全公社最高，考卷也被传阅，校长高兴，老师高兴，我比他们更高兴。在那堂考试点评课上，老师赞赏我，同学们羡慕我，我在高兴中凭添了自信心，这就是：我能写好作文。
从此，写好作文成了我的动力。因为作文可以带给我荣誉。我不愿任何一篇作文写坏，落于人后，要努力保持作文的优胜称号。这样，我对作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不光认真写每篇作文，而且买了大量课外书，一有闲余就埋头去读。所幸，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。初中入学考试时，我的作文又夺了冠。这次的考题是：《考试前一天》。我写了平日考试时的两则故事，由于事情熟悉，写的得心应手。走出考场，同学们都说，考题是让写升学前的一颗红心，两种打算，老师也这么认为，而且认为我写的有些偏题。我心情沉闷了整整一个暑假。意外的是，我考上了初中，是我们村上两名入榜者之一。入校后，老师才告诉我，我的作文成绩是最高的。这当然对我又是一次鼓励，这鼓励又一次助燃了我写作的兴趣。在初中，我的写作更为认真，而且，在临汾三中图书室借阅了很多小说，那是我人生阅读的一个高潮。同时，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，每天都要写下所见所思，即使文革期间，即使在农村种田的艰难日子里，也没有放弃写日记的习惯。尽管这一切离创作很远，甚而，要进行创作还需要摆脱其中不少僵固的观念，但是，那浓烈的兴趣始终成为主导我写作的无穷动力。到了1978年，工作稍微轻松，我心中便萌动了创作的嫩芽，开始吟出了现在看来已不成为诗的诗：《五届人大似春风》。
如果说走上创作道路，是兴趣引导的必然，那么，我坚持创作到今天，则是理念主导的结果。在我形成人生观的关键阶段，即初中时期，是在学雷锋的热潮中度过的，耳濡目染，心灵中深深刻下了让生命有意义的印记。同时，由于父亲给我带回了不少历史人物丛书，我阅读了岳飞、文天祥、戚继光、林则徐等一个个光辉的生命。不知不觉，这些生命的光辉照亮了我的身心。我走向社会，参加了工作，先当民办教师，转正后在教育局工作，又到政府部门工作，有了展示自我价值的空间。这时候，理念提醒我，无论干什么，都要把生命发挥到极致。我可以施政，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，我在而立之后方进入政界，无疑这要限制我能量的释放。这时候，兴趣提示理念，把立足点放在创作上。1988年，在我已成为市政府副秘书长之时，我赴北京鲁迅文学院研修写作，这就注定，我的生命将和创作紧密缕连了。当然，这样的抉择并不轻松，甚至是痛苦的。其时，我已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散文，但是，用现在的眼光看，那些作品未免十分稚拙。就这，我也费了不少的心思。因而，回望身后，瞩目来日，我认为是：弃之可惜，上之艰辛。所谓可惜，是因为要搁笔不写，那就可惜了先前的心血；所谓艰辛，是因为坚持写作必然占用我的业余时间，我不能像常人那样潇洒在节日假期。我必须在别人轻松时忙碌自己。然而，我还是选定了一条“上之艰辛”的路子。
当然，我所以要写作，除了自身的因素，也还有世事的影响。在确定写作生命的关头，正是市场经济的初萌阶段。由于经济因素的波击，社会状况急剧变幻，灵魂滑坡是触目惊心的。这时候，仅仅洁身自好不行了，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有更大的作为，去设法改进社会。我认为，读书可以育己，教书可以育人，但这都有很大的空间局限，只有写书不受局限，书可以育世，不仅可以影响当世，而且可以影响下世。这也是我选择创作、坚持创作的重要因素。

二、你认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（创作思想、创作原则、创作主张、美学见解等）？

我认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是创作思想，也就是说创作思想主导着整个创作过程，也决定着作品的面貌、层次和风格。具体讲，创作需要灵魂的自由，自由的灵魂才能放射自由的性情，展现独特的风格。不过，我说的自由，不是没有边岸的，是向善的，或者说是劝善戒恶的，扬善抑恶的，换言之，是要用灵魂自由去推导社会进步的。我以为，推导社会进步的手段极多，门类极广，政治家要用自己的政令推进社会，教育家要用自己的训导推进社会，科学家要用自己的发现推进社会，艺术家要用自己的美境感染人心，推进社会，同样，文学家也要用自己笔下的美好人物，美好氛围去塑造新人，推进社会。也就是说，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，百家并驾，异曲同工，都是为了人类更美好。也可以说，各家比肩，不存在谁从属于谁，倘若一旦强调某一家的声威，那很可能是这一家的行为违背了人类前进的定规。所以，文学创作必须高扬灵魂自由，推导进步的旗帜。
具体到我自己的创作来讲，我更追求美学效应。无庸置疑，文学作品应该有深刻的思想，但是，一切深刻都是对今天而言，今天的深刻会成为明天的浅显；文学作品应该有新颖的结构，但是，一切形式都应从属于内容，结构创新是表述内容的需要；文学作品应该有鲜活的语言，但是，语言的风格应该与表述主体的情绪相适应。用新颖的结构、鲜活的语言去表达深刻，或者说表达超前的思想，才能形成作品的美好风景。这样，即使跨越时空，作品所拥有的深刻思想已不存在，然而，作品营造的美学氛围、美好意境却仍然会滋润着一代又一代读者。因而，在创作过程中，美学效应是我追求的永恒目标。

三、你认为散文（含报告文学、杂文、随笔等）对于你，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（或者说：你为什么最喜欢写散文？）？

最初着手创作，我是诗歌、小说、散文都写的。自从1980年《人民日报》刊出我的散文《喜酒》，当地不少人便将我称为散文能手。1989年《山西文学》刊出我的散文《童话岁月》，又被《散文选刊》以乔忠延作品特辑推出后，在更大的范围内我被认定为散文作家。这或许是一种偶然，但是，也不能否认偶然中潜在的必然，抑或我的工作、我的思想、我的知识、我的情感与散文这种文体更为相通，更为相应。不过，其时我并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，认识到的只是散文短小精悍，千字文更易操练。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，我一直在党政部门供职，且又是发布政令的首脑机关，工作的忙碌可想而知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有了感触不写不行，即提笔抒意。当然，忙中偷闲，时间有限，不可能舒展长篇，倒是相对短小的散文写来颇为适宜，因而，我也就多于写作散文了。
散文写多了，体会也多了。认识到一切文学作品的成型，都有一个加工制作过程，可以说从生活到作品需要进行酵化，或者进行变化，这变化以化学变化最为上乘。这样变化后的生活才能出好小说、好散文。以小说和散文比较，小说还要多一道程序，即叙述主体的变化，哪怕是以第一人称表述，那表述者也不是作者本人，作者需要深匿在作品的背后。自然散文不需要这样的转化，作者可以直抒胸臆，表露出个人的感慨情绪。这样减少环节的文体，对忙碌于杂务中的我当然相对有利，因而，我也就多与散文为伍了。
尤其是进入《根在尧都》系列散文的写作，更觉得文体的适宜。散文也好，随笔也罢，更宜于抚今思昔，用现代思维挖掘历史，激活历史，将历史的辉煌呈现于今天，用历史的经验启迪今天，用历史的教训警戒今天。可以说，这种文体更能让我化入要表现的客体，而在表现客体的行文中更能展示我独特的精神风貌。因而，散文、随笔不再是我人生的工具，似乎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。

四、你认为散文创作中写“系列散文”有什么好处（或者说你为什么要写系列散文？）？

这个问题提得真好，使我一下意识到系列散文是我创作的整体风貌。我的散文可以分为大系列和小系列。就大系列而言，已结集出版的有“岁月系列”、“尧都系列”、“风景系列”。岁月系列含5本书：《童话岁月》、《豆蔻岁月》、《梦幻岁月》、《枯荣岁月》、《炎凉岁月》；尧都系列含5本书：《尧都沧桑》、《尧都人杰》、《尧都史鉴》、《尧都土话》、《尧都风光》；风景系列含3本书：《远去的风景》、《荒疏的风景》、《飘扬的风景》。小系列则是每本书中的单篇，比如《童话岁月》，即包含：《龙河记事》、《合欢树下》、《上天的路》、《弯弯的桃树》、《田园诗话》、《卫星梦》、《遥远的明天》等文章。
回顾走上系列散文写作的路子，可以分为不自觉和自觉两个阶段。不自觉阶段是《童话岁月》写作时期，只是觉得写完一篇，意犹未尽；再写一篇，仍然意犹未尽；于是便一篇一篇写了下去，竟然写了10多篇。写完了一看，觉得这些文章比单篇文章要好。如果说单篇散文好比一件家具，那么系列散文便是组合家具；如果说单篇散文好比步枪，那么，系列散文便是连发的机枪。当然，系列散文比单篇散文更具有规模效应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系列散文的写作便进入了自觉的阶段，因而又有了《豆蔻岁月》、《梦幻岁月》等系列散文。当然，最具规模效应的还是成书以后的三大系列，用逻辑思维展示了形象思维。
不过，我写系列散文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工作繁忙所致，时间紧迫所为。往往见缝插针，走笔成文，很快写成一小单篇。本周一篇，下周一篇，日积月累，便成了《岁月》，成了《尧都》，成了《风景》。零碎的时间成了连缀的日月，单簿的瘠文成了丰厚的长篇。可以说，进入系列散文的天地，我找到了表述自我和自我表达的写作方式。

五、你认为“童年经验”（或曰“童年意志”）对于你创作最大最深的影响是什么？

“童年经验”对于我的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其一，童年的生活积累是我创作素材的矿山。内中蕴积的丰富宝藏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，我写《童话岁月》是直接开掘这部分资源，写《童年憾事》和《豆蔻岁月》也是直接开掘这部分资源。这部分资源的有效开发，使我的创作扎实真挚。而且，随着写作的进程，知识更为广博，视际更为辽远，胸襟更为阔大，对童年经验的利用也就更为俭约。如果说在《童话岁月》等作品中我是开发童年资源，那么，在《童年四季》中应是回采童年资源；如果说在《豆蔻岁月》等作品中我是用童年资源画龙，那么，在《打春》、《鼓人》等作品中我是用童年资源点睛。其二，童年的情感积累是我创作的灵性所在。童年的眼光是单一的，童年的思想是纯洁的，童年的心域是灵动的，这一切构成了心魂的诗意。这诗意永远活跃在我的血脉中，成为我生命的一面亮镜。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心为镜，可以辨曲直。而这里的心镜即是童年经验。由童年经验这面宝镜照亮的生活，使我避免了不少人生的弯路，使我永远关注着弱势群体，在展望世界时特别留意被媒体忽略的乡野，使我的生命永远和劳作在阔大土地上的人群一同呼吸。因而，我确定了写作指南：过平常人的日子，想天下人的事情。只有过平常人的日子，才能使生命历经更多的风霜雨雪；只有想天下的事情，才能使脉搏和着人类的心律跳动。这样，虽然自己偏居一隅，也不会认识狭碍，心底愚暗。方能够阅人间事，发悲悯情，写出心性关怀的作品。

六、你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遵循着什么原则？有无写作范围上的限制或禁区？

我在创作中还真没有想过要遵循什么原则，写什么题材，不写什么题材。不过，若是回头反思，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则，只是不自觉罢了。我的原则是：生命历程、感情沸点、史学亮色。我是一个很拙笨的作家，我不会凭一点意念延展成篇。我的写作题材多取自上述几方面。
所谓生命历程，看过我的《上天的路》、《弯弯的桃树》等散文后便会一目了然，如果离开了生活阅历，我简直难以下笔。这些真实的生命行迹，成了我创作题材的第一领地。
所谓感情沸点。创作要有激情，没有激情的作品难以摆脱平庸。尽管在叙述过程中，可以使用平白、平实之笔，但是，这平静的文字中映现的是奔突的情绪。从技巧层面上看，这里的平静是为了同激荡的感情形成落差，更为突出情绪的动感。因之，我的作品不少都是情感沸点的凝结。《天日》是这样，《师道》是这样，《漂流的思绪》和《天成风流漓江水》也是这样。当然，感情的沸点不都是眼前生发的，也可以由浅近的沸点激活沉隐在记忆中的往事。
所谓史学亮色。一个好的作家，不能没有史学知识。但是，史学是一个广袤的天地，埋头扎进去，皓发白首，探究终生，也难以洞透。而作家阅史，不仅是要汲取，更重要的是表达，所以，关注的不必是史学整体，可以是局部，有亮色的局部。我的《尧都沧桑》、《尧都人杰》都是在亮色中寻找落笔点，因而，能很快切开剖面，进入精神内核。
如果要说我有无写作范围上的限制或禁区，我以为，在“生命历程、情感沸点、史学亮色”外的领域，我基本不去涉及。因为，仅就这几方面，穷尽一生也难以写完，何必要去攀求没有把握的陌生之地？

七、你认为散文创作中最重要、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你认为文品和人品是否应该（或者说“能够”）一致？你是如何保持这种一致的？

散文创作中最重要、最关键的问题是作家的良知。古人云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立言是建立在立德、立功基础上的。立德是立言的基础准备，立功是立言的话语前提。当然，这是对古人而言，对于今人，对于现实社会的专职作家，已难有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。但是，立德却是不应该忽略的。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成长在学雷锋的热潮中，虽然不能说立德的问题早已解决，但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爱国、爱民的良知。因之，我的散文作品或大或小，或长或短，都渗透了我的这种思想情愫。
文品和人品的一致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，而是自然形成的。文如其人，就是对文品和人品的最好诠释。也许，有人写出来的作品和自己的人品、风貌大不相同，那是因为，此人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，还停留在鹦鹉学舌的制作状态。一旦进入创作的高层面，进入性情写作，作家必须将自己的心灵世界袒露给读者，笔下流淌的全是自我的真情实感，那必然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粉饰，文品和人品自会高度一致。
在文品和人品的一致上，我没有去刻意追求，但是基本做到了。比如，我做人朴实无华，力戒虚浮，文字也就平实简练，质朴清纯。当然，形成这种品格不是一时一日的，青春年月我也曾和政治一样狂热，笔下的文字也曾声嘶力竭地吼叫过。这一点，在《梦幻岁月》中已经显现。随着年龄的增大、阅历的增多，青少年时代刻印在心灵中的良知大化成了一种拙朴美、天然美，文字也和这种品格相辅相成。近期成文的《晋地古村》、《村子》和《台子》更能体现我的人品和文品。

八、你认为知识的积累与运用对于散文创作有多大作用？你认为散文作家应该成为“杂家”吗？

知识对于散文家的成就有很大作用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知识的多与少决定着散文家成就的大小。散文家对于知识的需求，应该像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。不过，也不能忽略对知识的应用。刻意堆砌知识，难以构筑出新异的华章。说明知识在散文中的体现，应该使用一个现成的比喻，即冰山理论。散文是浮在水面的部分，而这部分所以能浮出水面，是由于水下大部分的支撑。只是这大部分是目所难睹的。因此，可以说，知识固然可以成为散文写作的具体材料，但大多数则不然，仅仅支撑起了作家一个嘹望的世界的平台，知识越多，平台越高，作家的视野也就越开阔。作家眼光的博大与否自然直接关乎着作品的气度。所以，散文家应该成为学问家。
散文家可以是专家，也可以是“杂家”。但是不是“杂家”并不影响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散文家。不过，要成为一位散文大家，需要“杂家”博大丰厚的学问准备。这种准备，可以从多门类、多角度去观察认识社会、审视灵魂，在一个高层面上书写悲天悯人之作。当然，“杂家”之杂不是东一榔头，西一棒子，或者随便拾人牙惠便可以成就。而是，必须埋头读书、潜心研究，一个门类，一个门类的深进去，浅出来，形成自我的阅读见识，也就是说要有继承基础上的创新。进入九十年代，我每年系统学习一个门类的知识，尤其是伏热的六、七、八三个月，我一般不写大东西，用于读书，先后探求过：主体经济、城市建设、传统文化、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源头文化等门类。探求时，每一门类准备10--20本角度不同的书，争取能够很快将之抽象出一个框架，而后用独特的语言和观点进行表述。当然，有时研究旁类是为了给主体提供佐证，比如，为了给帝尧定位“民师帝范，文明始祖”，我系统阅览了中国通史，研究了559位皇帝。这样，才形成了基本准确的定论。

九、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“文化散文”？你的《根在尧都》丛书及《岁月》、《风景》系列也能归为这种“文化散文”吗？

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“文化散文”一直是散文界的热门话题。我读到的较早的“文化散文”是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。《文化苦旅》以现代思想激活了历史，又用历史阐述了思想，初读时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从这点出发，余秋雨对散文写作是有贡献的。近些年，再读“文化散文”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最初的新鲜感没有了。所以，我以为“文化散文”也应该发展，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文化，说透彻点是文而要化，文而大化，将文史水乳交融进情感思维中去，再流泻成笔下的文字。不要再停留在某一处古迹，某一件史事，某一个人物的描述和反思，再这么下去，似乎也会成为一个模式，一个套子。
如此审视我的作品，《岁月》、《风景》以及《根在尧都》丛书都可以归为“文化散文”之列，但，我以为能将文史大而化之的扛鼎之作尚推《尧都土话》。《尧都土话》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、地域文化，但是在表述时绝没有吊书袋式的旁证博引，是本土化了的文史，是乡村化了的文史。或许，这样尝试应该给“文化散文”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路。

十、能不能说“尧都文化”既是你散文的根，又是你散文的“心”？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表现这种“根”和“心”的？

回答这个问题，应该从“尧都文化”说起，说清“尧都文化”，应该从文化落笔。文化这个概念，定义颇多，我最为认同的是：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。基于这个认识，我将文化减略为：习惯。文化，也就是习惯、习俗。因而，“尧都文化”也就是尧都大地上生成的习惯、习俗。
“尧都文化”生成在遥远的上古，无疑其外部形态是农耕式的。不过，构成尧都文化的特质却是古老的科学和拙朴的民主。古老的科学表现在帝尧钦定历法，敬授民时，推广水井，导民求生。拙朴的民主表现在设立谤木，广纳谏言，实行禅让，传位与舜。而这两方面的特质均是先前的头人、首领所不具备的，因此，可以说尧都文化的内核是创新精神。
无可置疑，“尧都文化”是尧都大地的果实。我生在尧都，长在尧都，也是尧都的果实，肢体血脉中流淌的是“尧都文化”，说“尧都文化”是我散文的“根”和“心”完全正确。只是根和心略有区别。根是我生存的基础，汲取营养的脉端。我的大量散文作品，均从尧都大地汲取营养。心之管则思，这些从根部汲取的养分，输送进大脑，加工制作，吐字成文，根的汲取完全依赖尧都大地，心的加工则要借助更为浩瀚的学识，更为阔大的世界。我的根无法脱离尧都，我的心却不能局限于尧都，至少我在看到“尧都文化”的正效应时，也应该关注到负面作用。描述这两种作用，可以借助《击壤歌》和《康衢谣》。《击壤歌》唱道：日出而做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？展示了对帝力的轻藐，保持了心灵的自由；《康衢谣》唱道：立我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这便活画了对帝力的敬畏。只有认清“尧都文化”，才能更好的借助、弘扬“尧都文化”。
在我的作品中，以不同面目表现着“根”和“心”。其属性为牛与龙。所谓牛，是真实再现地域古迹和史料，展示尧都文化的辉煌，《尧都沧桑》、《尧都人杰》、《尧都史鉴》以及《尧都风光》，即是这样的作品。所谓龙，则是用心中的浪漫重铸尧都文化的真实，更注重文而大化，这类作品不仅有《尧都土话》，也有《童话岁月》和近期《关于葬礼的构思》等作品。

十一、你在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哪些？请简要说明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及艺术价值。

回顾我的创作经历，大致可以划分这么几个阶段：起步阶段、飞跃阶段、提高阶段和沉实阶段。
起步阶段，为1980年至1987年。这一阶段是在业余新闻写作的同时兼及文学创作。多是将新闻题材进行一些延伸润色处理，名曰散文。代表作是1980年8月5日刊发于《人民日报》的散文《喜酒》。说是散文，其实带着明显的新闻痕迹，现在看来非常浅显，不过是一次性消费品。好在这篇文章对我鼓励很大，提高了我写作的自信心。我所工作的临汾县虽是个文化县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但是，从解放到我发表《喜酒》，居然没有人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过上千字的文学作品，所以，一时在全县传为佳话，我也获得了不少荣羡。
飞跃阶段，为1988年至1990年。1988年3月，我赴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习创作，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，但是，开阔了视野，更新了观念，对文学有了正确的认识，开始进入了开掘生活实质的写作阶段。学习期间写成了《童话岁月》系列散文的主要篇章《上天的路》、《弯弯的桃树》。这些作品先后在《山西文学》、《散文世界》、《黄河》、《莽原》、《延河》等刊物发表，在散文界上起了一定反响。《散文选刊》杂志在1990年9月推出了《乔忠延作品特辑》，共刊发5篇作品，配发著名评论家何镇邦老师的评论文章《寻常家语写华章》。而后不久，何镇邦老师来信，要我同人民文学出版社季涤尘老师联系，他编选《散文集》拟选我的作品。季老师是要查找发表作品的原刊物，我即去信告知。之后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1988--1990年散文选》，选入了我的作品《弯弯的桃树》。这是我的作品首次入选高层次选本，而季涤尘老师我并不相识，直到2000年进京，我才去拜教了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师。可以说，以《弯弯的桃树》为代表的《童话岁月》系列散文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。
《童话岁月》系列散文是我进入散文领域的入场券。我不仅摆脱了新闻思维的束缚，还灵魂以自由，而且，找到了表达思想情绪的独到话语。倘以题材论，《童话岁月》所取的素材是大跃进，大跃进的狂热冒进早为文坛鞭挞声讨，成为耳熟能详的老话题。我再下笔操持很难不落入步人后尘的老套子。但是，我以童年纯真的眼光去回味那段往事，以诗意的语言去构画那种童话般的梦幻，更为增强了反讽效应。因而，一经面世，便得到了文坛的关注。自此，我的写作步入正规，开始了对生活实质的开掘，行文则力求清纯平实。至于有无此种效应，只好请同仁及读者指正了。
提高阶段，为1991年至1997年。这一阶段我先后结集出版了散文集《岁月》丛书：《童话岁月》、《豆蔻岁月》、《梦幻岁月》、《枯荣岁月》、《炎凉岁月》以及《尧都沧桑》。这是我写作出书的一个高潮期，也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。如果说先前已初步解决了创作的技巧问题，那么，此时的重点就是博览群书，增长学识，使作品浑厚朴实，努力展示黄土地的风貌。能够体现这种追求的作品首推《骡子》，该文发于创刊不久的《中华散文》，后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1991--1993散文选》。刊发于《人民日报》的散文《鼓人》也体现了这种创作意图，一经发表，即被《散文选刊》选载，后又被选入吉林教育出版社编选的《中学生阅读》一书。当然，之后撰写的《漂流的思绪》和《天成风流漓江水》也是这种风格的延续，分别刊载于《中国作家》及《当代》杂志。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还有《狼》。《狼》是最具黄土味的书写，整个写作过程力戒修饰，力争写得拙朴真切，不求外在华美，只要内在厚实，读后令人回味。《狼》初刊于《山西文学》，选载于《散文选刊》，之后分别选入广西人民出版编选的《生活随笔》和人民日报出版编选的《生活小语》。
沉实阶段，为1998年至现在。1998年5月，尧庙失火，亟待修复，我在继续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同时，组建文物旅游外事局并兼任局长，发动社会各界捐款，修复尧庙。这是我生命的新里程。此前，虽然我已在政务部门供职近20年，编制过经济社会发展计划，编制过城市总体规划，但是，在众人的眼光中我始终是文人、书生。出任局长是在危难之中，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我依靠人格的力量，凝聚人心，筹款集资，在一年之内不仅光复了大火焚毁的广运殿，而且，修复了3座宫门，拓开了门前广场，既保护完善了文物，又使一个荒疏的古迹变为旅游热点。在此过程中，临汾人民对我另眼相看，认为我能写、能说、能干。当然，这能干是在修复尧庙中才展现的。不过，整个建设过程，我的写作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我努力研究“尧都文化”，重新认识评价尧舜禹，确立了尧为国祖的定论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找到了新的亮点。这一时期，我的散文创作数量明显少了，因为忙碌的事务常使我无插针之隙。好在我对源头文化的研究却深探了好多，而且，由于源头文化的滋养，我的思维空前活跃，可以说是纵览古今，深入浅出，每有所得，伺机书写，先后写成了《尧都人杰》、《尧都史鉴》、《尧都风光》、《尧都土话》。这些作品的问世，标志着我的写作进入了一个质朴沉实，丰厚精练的阶段。
尤其是《尧都土话》系列散文的写作，开启了我创作的新天地。我将语言考古的成果，传统文化的精魂，现代世事的视野，融合为一体，用朴实生动的乡村土语，亦庄亦谐的叙述，达到了朴实无华，耐人寻味的意境。作品先后被《文艺报》、《散文》、《黄河》、《中华散文》等杂志刊发，被《散文•海外版》、《散文选刊》选载。2002年散文选本同时入编三种，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2002年散文》、中国散文学会主编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2002年度散文年选》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2002年精短美文100篇》。
当然，我的作品缺陷也是明显的，独特的乡土文化造就了独特的散文特质。独特的特质潜在着地域的偏颇，因而，也许北方人喜欢的作品，南方人读来却颇为艰涩。我认为，学习是无止境的，创作是无止境的，我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。我相信，经过自己的不断探求，不断努力，定会克服偏颇，日臻完美，使作品跨越地域，开辟更广泛地读者市场。

十二、你在此前的全部创作过程中，体验到的最大痛苦是什么？最大幸福是什么？遭遇的最大不幸与艰难是什么？得到的最大收获和欢乐是什么？

在创作过程我失去了常人的生活状况，这是我最大的痛苦。自参加工作，我一直在繁忙的岗位。先是在学校当教师，在公社当秘书，在教育局当干事，在县、市委办公室当秘书，后又任市政府秘办主任、副秘书长，及至兼任文物旅游外事局长，都是肩负重担，不容懈慢。忙杂的政务挤得我的白昼没有插针之隙，更无法静心读书、写作，时常假日也被公务占去。因此，阅读和写作只能在晚上，偶尔有一个星期天没公事，真是感到非常庆幸。所以，每每感到的是时间对我的吝啬。我没有逛过街，没有进过歌厅舞厅，没有下过棋、打过牌，至今仍是麻将的门外汉。在众人眼中，我是另类，到这个世上是白来一回。我的人生似乎是残缺的。
但是，这残缺给我带来痛苦的同时也带来了幸福。由于创作，我挽留了过去的生活，情感的历程。我的作品中印记了我的足迹，收藏了我的悲欢，是我的精神财富，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。
我在创作中不仅提高了写作技巧，而且，历练了高超人格，使我时刻警示自己，把握自我，操持自我，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尤其是当手中有了权力的时候，决不能放弃这起码的准则。但是，权力场上有权力者的游戏规则，当我的起码准则抵触了主宰者的利益时，我便面临着被贬斥的可能。屈从可以改变处境，然而，屈从要付出的是珍贵文物被毁，千秋古迹破碎的代价。我无法迈出这一步，因而，便陷落于被割职的境遇。这似乎是我的不幸，可是，真正的不幸则是我眼看权力者肆意损毁文物，我却无能为力，欲哭无泪，只能让心头滴血。
在从政和创作的双重角色中，我时常步履维艰。政令是广场语言，是上行下晓，人云亦云。创作是民间语言，是灵魂独唱，风帆别树。自然，这常常使我陷入两难境地。因此，我每日都要实行角色转换，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偏失一端。走进政府，我的言行不代表我个人，我完全按政令行事。回到书斋，即我的尘泥村，我放纵思想，袒露灵魂，一任自我感情如黄河奔流，一泻千里。所以，数十年中我只能这么艰难地拔步。
几十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我的收获是丰饶的。固然那些著作是我的收获，但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保持了真心、爱心、民心。我没有因为混迹官场，而使道德沦丧，情操滑坡。我仍然有一颗纯洁的真心，爱国、爱民，尤其喜爱呵护弱势人群。所以，我始终向善，为善，劝善。向善，是我的人格倾向；为善，是我的行为准则；劝善，则是我创作的目标。如今，我已是天命之人了，我相信我不会滑坡，更不会沦丧，我正在收获一个平凡而超凡的自我。
这样的收获使我欢乐，欢乐我的人生达到了三育境界，即：读书育己、教书育人、写书育世。读书育己，书是我的精神食粮，每日每时，写作间隙，我都要用书籍滋养自己。书，使我充实，使我豁达，使我领悟。教书育人，我曾以教师为职业，教过五年学，连同在教育局工作的四年多，几乎近十年时间用在了培养新人上。只是，这种育人范围有限，作为有限。好在我找到了一种无限的育人形式，这就是写书。今世的人能看，来世的人可读，不受时间、地点的限制，不受人数、规模的限制。因而，我以为写书育世是让新的世事更美好。我不以为我的作品会对世事有多大影响，或许不过杯水车薪的效果，但是，我也乐意为之，不因善小而不为嘛！如果善小也乐为的人多了，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。所以，我将努力事之，使我的作品思想美，结构美，语言美，意境美，用一个美的氛围去陶冶美好的心灵！让美好的心灵去播布美好的世界。